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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读祝帅《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

2016-06-03 16:28:54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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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研究生时研究古代书画理论,近年来在编辑《美术观察》的同时,着眼于现当代书画的观察和思考。从古代到现当代,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兴趣点的转移使我思考的问题很多,最大也最令我深思的问题,是古今艺术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几千年文脉相承的中国书画走进近现代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到底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与传统是否真的断裂?在主编《共和国书法大系》和撰写《新中国书法60年》过程中我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也曾就新中国书法所面临的考验与机遇、脉略与走向、特色和成就做过梳理和总结,但因篇幅、水平有限,对书法的古今之变谈得很肤浅。虽然也注意到了现当代书法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但没能展开。《共和国书法大系》和《新中国书法60年》已出版五年,近年来我很想对现当代书法史作一些深入的专题研究,终因琐事缠身,未能如愿。

  近日,有幸拜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祝帅的《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故宫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一书,首先为他的新学术成果而高兴。祝帅是我的同事,年轻有为,富有朝气,才思敏捷,学术视野宽阔;同时勤于动笔,成果累累。近年来活跃于学术界,或发言于论坛,或撰文于报刊,可以说是当今青年学人的佼佼者。《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一书是他2014年面世的学术成果之一。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祝帅的这部着述,研究的是我想到而未能展开的课题,所以在阅读前有一种审美期待,而阅读后有一种审美愉悦,确有先睹为快的感觉。

一、“书法史”与“学术史”的关联

  我认为,祝帅这部历时五年写作而成的着作,既是他个人着述历程中的里程碑,也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在书法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于书法史学科建设而言,本书开辟了“书法学术史”这一研究视角,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重要成果。同时,本书注意挖掘前人在相关领域中所做的点滴积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一种应有的尊重。

  祝帅这部着作的选题,以书法理论为中心,但能够突出反映出当代学术的前沿与热点。不可否认,在人文学科领域,书法和艺术理论可能还很边缘,相比较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书法理论研究的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能稍逊一畴。这时,从人文学科各门类中借鉴一些思路、方法等,对于书法理论而言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因此,书法理论的发展,必须与当代人文学科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近年来书学热的持续升温,书学界很多专家,特别是一些在21世纪以来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在相关领域中取得了许多引人嘱目的重要成果,令人感受到书学研究的当代活力。祝帅作为近年来备受书学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位青年学者,此前发表的一系列二十世纪书法史研究论文,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新生力量的崛起,感受到书法研究的朝气。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书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对话还仅仅是初步的。这突出体现在,史学研究的立场与考据、辨伪、辑佚等传统研究方法在书学研究领域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人们对哲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和各种新兴的研究方法等似乎有所忽视。例如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兴起的思想史、学术史、观念史研究,此前在书法界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这个选题就首先吸引人们的目光,因为这是书学理论与当代人文学科对话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对百年书法研究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反思,本身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二、“史料”与“史识”相得益彰

  除了选题角度的新颖,这部着作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兼顾“史料”与“史识”。避免把书法学术史研究写成一部仅仅由材料堆砌起来的“资料长编”或者“大事记”,而是在主题选择和叙述方式上融入自己的观点,是祝帅在学术研究中特别留意的立场,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其实,强调“史观”,注重“史识”,是古往今来中国史学向来所重视的。此前的书法史研究,由于还缺乏必要的积累,在八十年代的书法美学热中,也一度出现了一些缺乏史料基础的空谈之作,这是令人遗憾的。随着书法史研究的进展,学术视角就必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史料的积累方面,这时候突出写作者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立场,是对于书法研究的必要发展。

  本书在史料选择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相对于古代书法史的资料匮乏,近现代书法史研究资料的数量有了极大的扩充,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近现代书法研究资料历来缺乏研究与整理。祝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赴台湾、香港和内地各大城市广泛收集图书馆、学术机构所藏资料,访问当事人,不仅注重文献资料,也注意收集图像史料,追求对历史进行一种图文并茂的立体呈现。同时,他还利用近年来新兴起的网络数据库等电子资源进行信息化的检索。这些都使得作者对书法学术史这一以往在学术界得到关注不多的领域中的文献分布情况真正做到了然于胸,从而在史料的甄别和遴选上显得游刃有余。

  但无论如何,只有“史料”和“史识”的相得益彰,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我们看到在本书中,祝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所搜集到的文献,而是对文献进行了去粗取精的整理。他将“书法史”和“书法理论”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史料提出自己的理性认识,从而发现了“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这条内在的重要线索,其论证是合理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这显示出作者历时五年的研究与写作,在资料方面是下了一番硬功夫的。

三、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祝帅这部着作的处理也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问题意识强烈,同时又能抓住核心问题展开专题研究。诚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本书关注的是“问题”而不是“领域”,关注的是近现代百余年书法生态、书法活动、书法思想、书法研究、书法史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就问题展开论述,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寻找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关键,也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志趣。本书作者从百年书法史中的种种问题入手,探讨现当代书法发展的脉略和走向,指出得失成败。强烈的问题意识使这部着述具有厚重的学术含量。

  更为可贵的是,在指出近现代书法的种种问题时,作者能抓住“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近现代书法与古代书法遇到的核心问题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古代书法研究处理的主要是纵向的“古今”问题,那么到了近现代,横向的“中西”问题就日益突显出来。近现代中国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开放,西学东渐所带来的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虽然书法与其他艺术相比显得保守一些,但西学东渐对书学的转型有着重大的影响。本书作者紧紧抓住这一核心问题,从各个角度透视分析特定时代书学的发展变化,主题明确,主线清楚。

  当然,书法的学术史有多种写法,可偏重文献的梳理,也可按时间的顺序叙述。本书则以“西学东渐”与“书学转型”为主题,即“以专题研究为主线,以史论结合为主要方法,找出二十世纪书法研究历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理论议题,结合史料进行概念、方法、范式的清理和讨论”(见本书第16页)。作者把着重点放在社会之变、文化之变下的书学转型,即传统的书学如何走向现代,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转型,作为现代学科的书法史又是怎样建构的等方面。比较可言,祝帅这种写法问题意识强烈,更能突显近百年书学发展的时代特点。

四、宽广而严谨的学术立场

  学术视野宽广、全方位多角度展开探索,是本书又一个鲜明的特点。本书不仅着眼于书法学的梳理,而且把篆刻学也纳入研究范围;不仅探索书学自身的发展,而且研究“科学”和“书学”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中国本土的书法研究状况进行了评判,而且把视角拓展到海外的中国书法史研究,论述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的基本格局与分布。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出作者长期以来在相关领域中的学术积累与理论追求。

  在此聊举两例。本书第七章《攻石之术何以成学》,分析了二十世纪中国篆刻研究的三种进路,论述了在学科现代化运动的大时代,篆刻如何从“治印术”发展成“篆刻学”,如何由“知识普及”走向“学科建设”的,分析问题到位,论述恰当,对读者了解篆刻的当代之变和学术走向大有帮助和启示。本书第九章《他山之石筑兰亭》写得尤为精彩,对北美中国学中的《兰亭》研究,欧洲汉学中的《兰亭》研究,当代日本的王羲之与《兰亭》研究娓娓叙来。作者既肯定海外学者在中国书法史研究中的贡献,指出他们与中国本土的书法研究者一起,共同构筑了书法研究的大厦,立下了中国书法研究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路标(见本书第232页);同时也指出了海外的中国书法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值得赞赏的是,在论述书法研究“自身”与“他山”的关系时,作者的立场是学术的,态度是平和的,即既不居高临下,也不妄自菲薄,始终保持了客观而清醒的认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一部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的着作。细绎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对所引用的注释和参考文献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即只引用和列出第一手资料,凡并非通过亲自检索得来的内容,都已经注明转引自何种文献,这种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书后的“附表”,详细地胪列出作者所检索到的主要文献,即便是正文中没有直接引用的文献,也可以在这里检索到存目,从而便于后来的研究者查对与核实。更值得称赞的是该书所附“索引”,详细列出了全书正文和注释中所出现的每一处人名、正文中出现的文献名和部分专用名词及其所在的页码。可以想见编制这样一份索引步骤之繁复,但也给专业读者提供了无限的便利,而这正是当前许多着作所缺乏的。

余论

  读罢本书,更引起我对今后书法发展的思考。本书讨论的主要是已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书法学术史,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是中国弱势、西方强势,而中国又经历了诸多的战争和运动,包括书法在内的固有的中国文化或因国弱,或因战争,或因运动受到很大的摧残。西方中心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界又很盛行,在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艺术研究中有一定影响。二十一世纪与二十世纪已大大不同,中国逐渐由弱变强,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逐渐增强。前文已述,每个时代的书学都有它的新问题。我预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遇到的问题会更多,不能仅仅是西学东渐,应该还有中学西渐。很希望博学善思的祝帅对今后书学的发展继续提出前瞻性的意见。

李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中国书法》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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